据人民网日前报道，武汉长江工商学院2013届毕业生刘长安遭遇“幸福的烦恼”：他获得了5所国外知名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英国利物浦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等国外名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追寻刘长安获得众多名校青睐的缘由，不仅仅与平时的努力、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超强的综合能力有关，更与该校充分尊重学生意愿和兴趣发展，积极为学生提供宽松的成长成才环境紧密相关。提笔审思，一所普通学校革故鼎新的教育探寻梦，一个普通学校的学子成才之路，却让我们对“老大难”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最平常却又最易被漠视的“角落”，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反思。

    回头再联想到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和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一个被同事称为“绊脚石”，一个是老师眼里的最差学生，单从成绩来看他们似乎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前途，但他们凭借着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经过自身的坚持和努力，外加自由的教育、科研环境，最终都摘得了诺奖的桂冠。试若他们成长在当代中国功利化的教育、科研环境下，其对兴趣的热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翅膀，恐怕在单纯以分数为指引的基础教育阶段就被“大同”了，也许就真的“一差到底”、“一绊终生”了。我们的教育错在哪里了？我们要怎样做才有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真正从源头上破解钱老先生的时代之问，教育之思？

    尊重学生兴趣，而不单以成绩为指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谈及兴趣与教育的关系时，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是被我们引用得最多的，但真正自始至终落入实践的却少之又少。在注重分数，以成绩为单一评价体系的现实教育环境中，不知多少最初对某事某物怀有浓厚兴趣的孩子被泯灭其中，最后“泯然众人”，难“化茧成蝶”。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戈登，在中学时期生物成绩曾是全班倒数第一，而其申请牛津大学时，由于生物成绩太差，他被古典文学研究系录取，但由于他对生物学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后转入动物学，开始了热爱的生物学科研生涯。试想，如果牛津仅以成绩来论成败，坚拒戈登进入生物学研究领域，戈登也许永远完成不了他的“化茧成蝶”。牛津给了戈登自主选择、兴趣开花结果的良好环境，也成就了“克隆教父”的华丽转身，使其最终捧得诺奖荣誉。

为兴趣开花结果培植想象与创造的土壤。纵观历史上诺奖获得者，历数影响时代的伟大人物，多是以对兴趣的始终痴迷与追寻，以及学校、家长对其兴趣的尊重支持、悉心培育而成就自己杰出人才的传奇，影响时代和世界的。还是以戈登为例，在中小学时生物成绩全班倒数第一，被老师称为“最差学生”，但最后能取得生物方面的卓越成绩，这与他对生物学方面的浓厚兴趣，以及学校对其想象力、创造力的尊重与培养不可分。同样被国内研究领域同事称为“绊脚石”的山中伸弥，若不是随后在美国格莱斯顿研究所那种凭其想象力、创造力自由发挥、成长的学术氛围中，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为其打开崭新天地。我想今日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或许也是另外一种精彩了。令我们无数人为之膜拜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也是因为自己对计算机、互联网始终如一的痴迷，以及家长对其兴趣始终的培植，才有今天惊羡世人的成绩。

从历史回归现实，无独有偶，在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支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需求自主选择专业，允许学生同批次转专业，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培养出“收获5张国外名校录取通知书”的刘长安、“考取牛津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杨博文等的同时；中新网也于近日报道了武昌工学院在新近出炉的2012年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出台的一系列创新型人才培养举措，其中的亮点之一就对同一专业学习，学生可根据自己学习目标和学习兴趣自主选择学习模式。两个普通的三本学校，一样看似平常的却殊途同归创新举措，细心发现，其实是有着触动现实应试教育改革“瓶颈”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凡之处。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单一以分数为指引，而是如上两所学校真正尊重学生兴趣，支持、鼓励学生的自主选择，在学生求学的路上，少一些分数标准的“大同”教育，多一些兴趣的尊重引导；在个人成长的路上，少一些功利化的实用观，多一些看似“无用”的自我选择。那么，我们的拔尖型创新型人才也会有呈“井喷”之势的活水源头，积重难返的“钱学森之问”也许早已不再是教育“短板”呢？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属于中国的了不起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也会闪亮登场，属于中国的“苹果时代”、“fackbook” 也会精彩世界。（徐莉）